《三國演義》是我國曆史演義小說的開山作和代表作，也是第一部章回小說，第一部長篇小說，在我國古典小說中有著獨特的曆史地位，小說自誕生以來，就成為民間傳誦最廣、影響最深遠的作品之一。

《三國演義》其實是《三國志演義》的簡稱。《三國志》是西晉時代的史學家陳壽編著的一部正史，由《魏書》、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組成，被前人列為“二十四史”之一。“三國”這個名稱，既指中國曆史上的一個時代，又指當時的魏、蜀、吳三國。“演義”二字則從《三國志演義》開始演化為中國小說史上的專門朮語：曆史演義小說。

現存最早的《三國志演義》的刊本為“嘉靖本”。在該刊本上有一行字題署著：“后學羅貫中編次”。“后學”有自謙的味道，“編次”也就是撰寫的意思。因此一般認為羅貫中為《三國演義》的作者。

羅貫中(約1330—1400年)，名本，是元末明初的杰出作家，別號湖海散人，籍貫錢塘(今浙江杭州)人。他生平事跡缺乏史料記載。據傳他的作品還有《隋唐兩朝志傳》、《三遂平妖傳》、《五代殘唐史演義》及雜劇《宋太祖龍虎風云會》，但缺少確鑿可靠的證據。

羅貫中利用陳壽的《三國志》和裴松之所注的正史材料，結合民間藝人創作的話本、戲曲以及自己的經驗，將《三國志》通俗化，使本來只有高級知識分子能夠讀懂的正史變成了通俗易懂的故事。為了把正史變成小說，作者做了一些必要的夸張、虛搆，以高超的寫作技巧為手段，任意馳騁，恣意發揮，把宏大的曆史場面、丰富的人物個性及許多曲折傳奇的曆史事件奉獻給了后世讀者。

《三國演義》的敘事，起自漢靈帝建寧二年(169年)四月，迄於晉武帝太康元年(280年)三月。描寫的是在這個割據的年代，戰亂的社會，群雄逐鹿，魏、蜀、吳三足鼎立，終於三分歸一，變成晉朝一統天下的曆史進程。

這部書主要宣揚的是義與忠。從中國曆史傳統來看，忠和義并不是什么新鮮的東西，它是封建時代小私有者的道德觀念的反映，在小說中表現是多樣的。諸葛亮的忠是建立在能夠鞠躬盡瘁、死而后已和足智多謀的基礎之上的掌握全局大權的忠臣。作者為了樹立諸葛亮這樣一個典型而給他搆造了一系列的活動，如借東風、巧擺八陣圖、空城計等，死了還以木偶退兵、錦囊殺魏延。所以魯迅先生在《中國小說史略》說《三國演義》“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”。關羽身上體現的忠與義要比諸葛亮復雜得多。他降漢不降曹、秉燭達旦、千里走單騎、過五關斬六將，古城斬蔡陽，后來又在華容道義釋曹操。前者是忠，后者是義。三國時代，對忠的要求由此可見也很難有統一的標准，嚴格的要求，雖然降了敵，但最后還是回來了，是難能可貴的忠。義也是如此，能夠守約不背棄是義，能審時度勢也是義。書中著重描寫了劉關張之間的義氣。關羽遇害后，劉備、張飛旦夕號泣，誓死復仇，也表現了他們重義氣，輕富貴的態度。但這種義氣也有著明顯的局限性。

作者善於通過三國之間政治、軍事、外交等多層次多方面的角度，把曆史上的各種斗爭的經驗和智慧，形象地表現出來。如在赤壁之戰的宏大場面中，作者始終將表現的重心置於大戰前，從舌戰群儒、草船借箭、蔣干盜書到打黃蓋、借東風、放曹操，濃墨重彩地描繪出諸葛亮、曹操、周瑜、魯肅等人敵、我、友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劇烈的沖突，集中刻畫了眾多人物形象的諸多方面。

《三國演義》的藝朮成就是多方面的，首先，小說的藝朮結搆既宏偉壯闊，又嚴密精巧。作者以蜀漢為中心，抓住三國政治、經濟、外交斗爭的主線，把漫長的曆史時間、眾多的人物、復雜的事件井然有序地安排在一起。主次分明、脈絡清晰。

其次，小說通過對驚心動魄的政治、軍事、外交斗爭的敘述，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，作者往往通過不衕的故事情節，刻畫并渲染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徵。如赤壁之戰中周瑜、孔明的智慧，魯肅的忠厚，黃蓋的忠心，蔣干的愚而自用。

再次，作者把民間語言(口頭語言)、通俗語言運用得相當徹底。從而使更多的人能讀懂《三國演義》，改變了群眾的精神生活。反過來又影響著正宗的文學語言和書面語言的發展。這種語言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文言文，推動了中國書面語朝通俗化方向發展，使中國小說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。

古往今來，在所有以三國人物、三國故事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中，《三國演義》是內容上集大成的、藝朮上達到巔峰的一部長篇小說，它所擁有的眾多的直接或間接的讀者，充分地說明了它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。是非成敗轉頭空。青山依舊在，几度夕陽紅。

白發漁樵江渚上，慣看秋月春風。一壺濁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談中。